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着力点，其中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、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、投资、出口协调拉动转变。完成这一任务，需要扩大消费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，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。居民消费长期偏低，主要是多数居民消费能力低，而不是消费意愿低。消费能力低的一个原因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，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偏低。如果这种趋势不能改变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很难增强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步伐也会被拖延。

    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偏低

    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，居民收入普遍增长、生活普遍改善，但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却出现下降趋势。研究表明，1996年—2009年，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占比持续上升，而居民收入占比下降近10个百分点。观察1979年—2008年GDP、财政收入、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长率的变化，也可以得出同样判断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在1998年以前不稳定，时亏时盈；1999年以后持续保持两位数(2001年除外)增长，在12%—92%之间，是GDP增速的1.3—7倍。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同GDP增长较为接近，一般相差1—2个百分点。1992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也不稳定，时高时低；1993年以后则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，多在14%—32%之间，是GDP和城市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速的1.5—2.8倍，多数年份为2倍。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速远快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速，是造成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财政收入、企业收入占比持续上升而居民收入占比持续下降的直接原因。

    居民收入占比偏低的主要原因

    结构分析表明，居民收入占比的降幅，73%发生于初次分配阶段，27%发生于再分配阶段。这就是说，要遏制居民收入占比持续下降趋势，根本在于解决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占比偏低的问题。

    各地为发展经济，给企业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优惠条件。同时，由于我国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，导致资方在劳动力市场居于强势地位。这也是企业利润增长大大高于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原因。1994年税制改革前，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收入过低，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变弱。这时的主要矛盾是政府税收增长乏力，税改目标主要是提高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财力。1994年确定的税收制度，对于解决中央政府收入过低问题、提高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，同时也是造成目前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一个制度因素。长期以来，各地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以及相应的“以支定收”和鼓励财政增收的做法，是政府收入过快增长的动力。

    目前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明显变化，主要矛盾变为居民收入占比过低，这对改革税收制度提出了新要求。同时，企业也应顺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形势，逐步提高职工工资。

    提高居民收入占比的途径

    提高居民收入占比必须三管齐下，即企业提薪、稳定并逐渐降低财政收入增速、减轻企业负担。

    企业提薪，是指企业加快提高职工工资的步伐。做到这一点，除了企业要平衡好企业发展与关爱员工之间的关系、使企业利润增长同职工工资增长相协调，政府与社会各方面都要协同促进。一是随着经济发展，政府应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。二是建立企业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，通过依法协商、合理协商，在保证企业利润、竞争力的基础上使职工能够分享企业发展成果。三是地方政府应根据本地经济增长、物价指数和财政收入增长等情况，制定区域和行业职工工资增长指数和机制。四是地方政府也可适当公布职工收入增速高和低的企业名单，引导企业适时适度提高职工工资。

    稳定并逐渐降低财政收入增速，要求在编制预算时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。首先，政府预算收入增长速度应控制在一个合理的、可持续的水平上。其次，应将超预算收入用于补助低收入家庭或用于促进创业、鼓励企业扩大就业，如设立个人创业基金、企业扩大就业基金，而不能用于扩大政府投资。再次，从长期看，应修改税法，使财政收入增速与GDP增速、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速相协调，确保居民收入占比不再下降。

    减轻企业负担，主要是指减少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各种收费，提高企业增加职工工资的能力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近年来对企业的各种地方收费有所抬头。如果这一现象得不到遏止，中央政府出台的减税、退税政策效果将被各种非法收费、变相收费和变相加税侵蚀，企业加薪能力会进一步减弱。